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年来发布的《世界军备与裁军年鉴》显示，美俄仍然是热核武器的主力持有者。美国对于冻结反导条约、中导条约等既有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框架的跳票，都进一步恶化了国际核战略态势。反导技术与年以来的核武器低当量化开发（如B61-12核弹）都成为了美国打破核平衡格局的重要抓手，特别是核武器低当量化，这降低了核武器使用的门槛，战术核武器使用的范围将更加广泛，流失、滥用的概率加大，核冒险的几率也在增大；美国为了保持、扩大数量和质量上对于任何拥核国家的装备竞争优势，坚持不懈开发新一代陆海空三基的战略核武器。所以对于核武器扩散最大的威胁并非是核恐怖主义，而是体制内的优势成员对既有规则的破坏。美国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游戏玩家，结果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这仅仅是“国际權力导致国际腐败”阴影的具体表现。
即便美国在某一特定时期与国际社会一道达成了核裁军框架，他仍然拥有随时反悔的物质基础与主观意愿，例如伊核协议，出尔反尔，毫无国际信用的交易心态，使得在别国看来庄重的战略协议在华盛顿方面看来仅仅是权宜之计，仅仅是竞争中比较廉价的工具。
“‘实力带来和平’不再是陈词滥调。当美国首先巩固其地缘政治地位，然后利用由此产生的筹码以有利的条件谈判协议时，美国的表现最好。…上世纪80年代，里根首先在西欧部署了数百枚中程核力量导弹，从而达成了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核裁军协议——中导条约。谈判成功的关键是向对方表明，协议之外的替代方案是更糟糕的。最后，外交不是竞争的替代品；它是一种更有效地起诉竞争的手段。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政权崩溃，谈判才能超越引发冷战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华盛顿真诚地寻求和平，使他们更有可能继续支持发动冷战所需的投资和困难。外交也可能在美国在战略上筋疲力尽的时候制造急需的停顿…进行军备控制谈判和其他努力，以缓和美苏之间的竞争。这一政策从未改变冷战，但它确实为华盛顿在越南战败后赢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
布兰茨指出了和平仍然依靠实力，而且全球治理也不可能消除竞争，只能做到“缓和”；也不可能消除美国争霸的心态，除非他的实力衰退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谈判仍然是一种灵活沟通的渠道，但是过高的估计这种渠道对解决问题的价值是毫无意义的。米.谢.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中提出了很多漂亮的“无核区”计划，然而里根对此的回应是在西欧加大潘兴导弹的部署。马耳他会谈和雷克雅未克会晤唯一的价值就是苏联的对美国态度的“一边倒”，就像时殷弘先生曾提出中国通过弃核来实现美国对华缓和一样，苏联在欧洲问题、核问题上对美的完全妥协，这不是和平，这是彻底的投降。俄罗斯“大西洋派”在主动放弃东欧和削减核武器方面不遗余力，但换来的是美国的步步紧逼。事实证明妥协并不会换来美国的缓和，甚至只是变本加厉。这也印证了美国毫不动摇的竞争国策。裁军谈判是“降低竞争的财务成本和军事危险”的外交工具，而外交又是竞争的工具，所以同美国的战略谈判在美国不可逆衰落之前永远没有指望它严格履行的可能。
将规则制定置于“众议”之下，实现规则制定与参与者權力分置，才能阻止游戏规则被破坏。但是这种理想状态的建构并非易事。首先，将监守自盗者从规则制定者与既得利益玩家双重身份中剥离出来需要的是足够的实力。如果“国际腐败”者能够通过遵守契约维护世界和平，那么就不会产生后续的一系列问题了，唯有凭借其所信奉的实力价值与其对话，才能达成协调。因此，核扩散的全球治理，治本之法不在于浅层的裁军谈判，也不在于增加对抗强度的对等军备竞赛，而在于发展本位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当然，以技术储备为中心的小规模军备发展也是必要的，以此防止美国的战略讹诈对新秩序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