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连挂号 https://disease.39.net/bjzkbdfyy/210829/9376923.html（Ghost/译）年8月17日的早晨，帕罗奥多（PaloAlto）警方拜访了九位年轻人。在邻里瞩目之下，九人因违反刑法第条和第条（武装抢劫及入室盗窃），被捕，被搜查，被拷上手铐，被塞进一辆警车车厢。车队将他们带至帕罗奥多警局，在那里立案，录指纹，羁押，蒙眼。最终，他们被移交到斯坦福县监狱（StanfordCountyPrison）——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
他们是社会心理学史上最具争议的研究之一——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志愿参与者。
这项研究的对象为中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他们的家庭背景、身体和精神健康病史，以及社会行为等方面事先都进行过问卷调查，结果均显示“正常”；实验中，他们通过扔硬币被随机分为囚犯和看守。根据实验进展，研究最初的二十四小时内，在几乎没有得到指令的情况下，看守们便开始对囚犯进行肉体和心理上的虐待。囚犯变得逆来顺受，丧失自我感，没有只言片语的反抗。实验中出现的行为如此极端，导致本计划持续两周的实验，在仅仅六天之后便被终止。
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场景。这部新上映的电影源于这项极其著名却又广受误解的研究，是一部剧情片，而非纪录片。由参演过《几近成名》（AlmostFamous）的比利·克鲁德普（BillyCrudup）担纲，饰演首席研究员菲利普·津巴多（PhilipZimbardo），年7月17日上映。图片来源：SPENCERSHWETZ，SUNDANCEINSTITUTE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不到十年之前，米尔格拉姆服从性研究（Milgramobediencestudy）表明，一经权威人士鼓舞，普通人便乐于以他们认为痛苦或者可能致命的电流电击同伴。在很多人看来，斯坦福实验强调了这些发现，显示如果赋予了过多的权力，普通人能够多么轻而易举地变成残忍的压迫者。时值四十五年后的今天，许多人回顾这项研究，来说明阿布格莱布（AbuGhraib）看守的所作所为以及美国滥觞的警察暴力何以会出现。斯坦福监狱实验时常被引用，以此证明我们体内隐含的原始暴力冲动；据说这项实验表明，只要稍许推动，我们便都会变成暴君。
然而，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真正教训并没有那么清楚鲜明。从实验伊始，种种歧义便令研究扑朔迷离。即使如其所示，普通人隐藏着丑陋的内在，这项研究还是证明了环境能够塑造我们行为。这项研究，究竟指明人性的不可信赖，抑或是认为问题全怪糟糕的系统？仅仅针对监狱这个具体范畴，还是能够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斯坦福监狱实验到底真正揭示了什么？
这项实验的吸引力与其简洁的设置不无关系：囚犯、看守、假监狱，再加一些基本规则。然而，现实中，斯坦福县监狱是一个被严重操控的环境，看守和囚犯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早已注定，取决于他们所扮演角色。为了理解该实验的涵义，你必须看到：这个实验并非建立在一片空白之上；最初，实验目的就是体验在残酷监狱中的工作和生活。
甫一开始，看守的优势便被津巴多确立。研究结束不久，在他向斯坦福同事进行的陈述中，他描述了囚犯抵达监狱的程序：被扒光，搜查，“除虱”，随后发一套印有号码的长袍做统一囚服——津巴多管这叫做“连衣裙”，脚踝上拷着沉重的螺栓枷锁，蹬着松松垮垮的橡胶拖鞋，再戴一顶女士尼龙袜制成的帽子。“真正的男囚犯不穿连衣裙，”津巴多解释，“但我们了解到，真正的男囚犯的确会感到屈辱，雄风不再。我们想，通过让男囚犯不穿内衣钻进连衣裙，就可以快速地产生类似效果。”袜帽是用来代替囚犯所须的剃光头发。看守则身着卡其色制服，装备口哨、警棍，以及光可照人的太阳镜，灵感源于电影《铁窗喋血》（CoolHandLuke）中的监狱看守。
通常，看守维护监狱运行时不会时时刻刻收到具体指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看守能够完全自主：津巴多自己就参与实验，扮演监狱主管。（狱中的“典狱长”也是一位研究者。）参与实验之前，囚犯和看守都了解不得使用身体暴力，而囚犯和看守之间的冲突时不时失去控制，违反了他们参与实验前就知晓的禁令。当“主管”和“典狱长”对这些事件视而不见时，向看守发出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一切都好，尽管继续。参与者知道有人盯着这一切，毫无反馈则被解读为默许。这种被人观看的感觉或许鼓励了他们的表演欲。一名叫戴夫·埃谢尔曼（DaveEshelman）的研究对象回忆自己如何“有意识地创造出”看守的人格。“我在高中和大学参加过各种戏剧排练。我非常熟悉这样的事：登台之前，换上另一副人格，”埃谢尔曼说道。事实上，他补充道，“其实，我算是在那开展了自己的实验，这么说吧，我想看看在他们喊‘住手’之前，我能把这套推进到哪里？而这些人又能承受何等的虐待？”
此外，还有一些微妙因素影响了这个实验。一般认为，研究对象都是普通人，他们也的确被一系列测试判定为身心健康、“普通平常”。然而，这其实是一个自我筛选的群体，他们被报纸广告吸引而来，而广告寻找的是愿意参与“一项针对监狱生活的心理学研究”的志愿者。在年的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托马斯·卡纳汉（ThomasCarnahan）和山姆·麦克法兰（SamMcFarland）探究是否广告措辞本身造就了差别。他们先重登原始广告，再另行发布一条删去了“监狱生活”这个词的广告。结果发现，两个广告征召的参与者在一系列心理测试中取得了不同的分数。那些认为自己是来参加监狱生活研究的志愿者，在攻击性、独裁主义、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度，以及社会支配倾向等指标上明显高出一筹，而在共情能力和利他行为方面则得分较低。
而且，即使在那个自我筛选的样本中，个人行为模式也大有不同。这项研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对群体身份作出的反应，放弃个人身份，成为顺从的“囚犯”或暴虐的“看守”。然而，事实上，参与者能够对监狱环境以各种方式做出反应。某些看守变得格外残忍，有些则保留了仁慈。很多本该顺服的囚犯进行了反抗。一名叫做理查德·雅可（RichardYacco）的囚犯，回忆曾经“拒不服从一名看守的命令，宁愿关禁闭。作为囚犯，我们达成共识——大家意识到可以团结起来，消极抵抗，制造事端。”
从这些细节中浮出的实验不再像张清晰的照片，更接近模糊的水彩。某些看守和囚犯行事令人吃惊，也是因为其所处环境“鼓励”——甚至是“要求”——这种行为而使然。津巴多自己始终对监狱实验的细节和性质开诚布公：他彻底解释过最初研究设置。在一份仅仅描述实验大体框架的早期评论中，他指出，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看守变得暴虐，滥用权力。”（那也就是一共四个人。）那么，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传说——就像心理学实验的《蝇王》——究竟是怎样变得与真相分道扬镳，相去甚远？
部分应当归咎于津巴多早期对实验的评述。年10月，研究刚完成不久，实验方法和结果的严谨分析尚未发表，津巴多被要求在国会对监狱改革作证。他的证言颇具戏剧性，尽管他清楚地阐释了实验如何运行，却也让听众容易忽视真实的实验环境是何等高压。他描述研究是“试图理解成为囚犯或者监狱看守会导致何种心理。”然而，他还强调，参与研究的学生是“一代人中的佼佼者，”谈及，并未向看守下达任何具体指令，看守自主制定“自己的规则，以维护法律、秩序，以及尊严。”在解释结论时他说，“大多数”参与者发现，“很难清楚地区分自己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为期六天的研究显示：“这项囚禁体验，让人将一生所学——尽管短暂——但确实弃之如敝屐；人性价值被摒弃，自我认知受到挑战，人性中最丑陋、最底层、最病态的一面浮出水面。”在描述另一项相关研究对监狱生活的启迪时，他评论道，“单单只是向人们分配标签，管有些人叫囚犯，另一些人叫看守，就足以引发病态的行为。”
后来，津巴多将实验录像带交给NBC电视台，NBC在年11月26日为此做了一个专题节目。年4月号的《时代杂志》发表相关文章。多方报道以各种方式重申，环境相对轻微的改变，就能将最出类拔萃、最光彩照人的一群人变成残暴的野兽或者丧失自我的奴隶。当津巴多在年的一期《国际犯罪学与刑侦学》（InternationalJournalofCriminologyandPenology）上发表关于此研究的正式论文时，对于此事件的观点已经成形固化，在国民意识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年一篇批评该实验方法的评论文章发表时，人们对之充耳不闻。
四十年后，津巴多依然没有回避公众
